改革开放中的北大人 |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

编者按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在全国具有标志性意义、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示范引领作用突出，为推动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11月26日，《人民日报》对拟表彰对象名单进行公示。北京大学王选、厉以宁、林毅夫等3位教师，于敏、王家福、李彦宏、邹碧华、胡福明、钟南山、屠呦呦、樊锦诗等8位校友，共计11人进入该公示名单。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欣慰了 。

——于敏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主持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的一个普通百姓家庭。7岁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6年，于敏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学时期，于敏成绩超群，品学兼优，老师和同学无不刮目相看。有一次全年级考近世代数（他的选修课程），就连数学系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也只得60分，惟独于敏得了100分。在学习讨论中，他常常见地独到，语惊四座。老师公认他是“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于敏（后排左一）和同学们在理学院荷花池

在物理学中，于敏尤爱量子场论，并以此作为他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1949年，于敏考取研究生，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和彭桓武先生，并同时兼任助教。

北大物理系这一时期教师和学生都不多，但不乏佼佼者。教授中有不少已达到很高学术水平甚至蜚声国外，如饶毓泰、马大猷、张宗燧、胡宁、黄昆等，于50年代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年轻教师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邓稼先、徐叙瑢，中科院、工程院双院士有朱光亚。毕业生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于敏、刘光鼎、邓锡铭，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有赵伊君。其中邓稼先、于敏、朱光亚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于敏和他的“生死之交”邓稼先也结缘于未名湖畔。在北大读书期间，物理系学生于敏与大他两岁的助教邓稼先在校园里邂逅，没想到意气相投，竟然彻夜长谈、惺惺相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敏本科毕业那年曾大病一场，险些丧命。这时邓稼先在美国留学，焦急万分。将于敏送医院抢救的北大物理系代主任郑华炽，就是邓稼先的姐夫。

在北大学习期间，于敏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获得了教授们的一致认可。他遵从导师的教导，养成了良好的研究习惯，时刻关注国际最新的学术成果，并加以分析和创新。这为他日后捕捉到“幻数”这一理论物理领域的国际前沿问题、探究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波澜起时报国志 未曾向洋砺锋锷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生活在沦陷区天津、北平的他，目睹日本侵略军的烧淫掳掠，痛感民族屈辱之悲愤，立志要学好科学，报效祖国。他自幼爱读古典文学作品，仰慕诸葛亮、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历史人物，诵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沉郁豪放的诗句朗朗上口。

这样培养起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襟怀，成了他日后把一生奉献给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坚实思想基础。他曾说过：“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1952年北大物理系部分教职员工合影

后排左二为于敏

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批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当时，新生的共和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于敏被选派加入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制，对于敏而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甚至还带来了一部分损失：他在基础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艰巨，且高度保密，这就意味着他要放弃近在眼前的收获，转而选择一种艰辛而隐忍的生活。面对着祖国的信任和未知的挑战，怀有赤诚报国心的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可能有另外一种选择。”

于敏的外甥、天津著名画家李津透露，居里夫人研究所也曾向于敏发出过邀请，请他去做理论物理研究——这正是于敏的理想所在，“但舅舅依旧选择投入到国防事业中，因为他是一个绝对爱国主义者”。

十月出塞，大器初成

于敏接受氢弹研制任务的时候，新中国刚刚踏入原子能的秘境，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攻坚克难、攀登核科学巅峰的坚定步伐。在研究信息受到苏联和西方国家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竭尽全力搜集相关信息，结合所学艰难探索。与此同时，他还面临极为有限的设备条件和极其繁琐的计算任务：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的运算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有5%留给氢弹的研究。但于敏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和韧劲，带领团队成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在短短四年时间，于敏、黄祖洽等人提交研究报告69篇，在探究氢弹基本规律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次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将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此后，于敏被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年底，经过著名的“百日会战”之后，于敏在大量的氢弹原理研究和模型试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本完整的构型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研制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完成了研制氢弹的重要一步。

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于敏（右一）与邓稼先（中）在一起

1966年12月28日，我国进行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地点是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经常食无味，觉无眠，浑身疲惫无力；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都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但为了能拿到尽可能精确的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仍顶着戈壁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坚持到排查完毕技术问题后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硕大耀眼的蘑菇状紫色烟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中国人刷新了研制氢弹所用时间的世界纪录！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名藏于地下，声动而惊天

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国核武器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敏的杰出贡献，有词调寄《小桃红》，赞曰：擎天火云映赤城，氢雷掌上鸣，壮我国威气如虹，崎岖径，穷微探理驭核能，科海耆英，国之干城，巍巍华夏情。

于敏的一生淡泊名利，对于“氢弹之父”的美誉，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从事氢弹研究的决定，带给于敏的不仅仅是这些夜以继日、焚膏继晷的攻坚岁月以及三次将自己推向“鬼门关”的高强度工作，还带给了他长达28年隐姓埋名甚至“与世隔绝”的生活。从于敏决定加入氢弹研制的那一刻起，这个名字就变成了绝密。在这段时间中，他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很少交流，以至于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丈夫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他的女儿于元清晰地记得，幼时父亲工作繁忙，从未辅导过自己的功课；甚至一有同事来访，自己和弟弟还会被赶出屋去。儿子于辛记也记得，父亲对自己唯一的一次学习辅导，就是用初中课本上没有的节点法来画线路图。

于敏和夫人孙玉芹

普通人家的天伦之乐对于于敏来说成了奢望。这是他回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遗憾之一。在那段无声的岁月，所有对家庭的思念和愧疚，他未提一句，而是把这些感情都寄托在氢弹科研睡草堆、宿铁床的日日夜夜中，寄托在日日夜夜对钱夹妻儿照片的翻看中。

直至1999年9月18日，于敏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他才开始被公众认识和了解。当2015年他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时，距离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那一声惊天的巨响，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

2015年习近平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颁奖

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欣慰了。”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老人家的住所布置得十分简洁朴素，但客厅墙上高悬的几个字分外引人注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是于敏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著名科学家周光召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对于敏的介绍是：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对于这些荣耀，他处之淡然。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成就的取得必须依靠集体的“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当别人称呼他“氢弹之父”的时候，他婉拒表示这是集体的功劳。

“学术如山，性情如水。”于敏不仅以其学术贡献令后辈们高山仰止，更以平和善良的性格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一位昔日的老同事透露，由于极为平易近人，于敏私下里被同事和晚辈们亲切地称为“老于”、“于老爷子”。

和于敏一起工作过多年的郑绍唐研究员说，单位的年轻人都很喜欢他，特别喜欢向他请教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的苛责，有的只是悉心指导。有时，为了给后辈讲解得更清楚，在病床上的他，一个推导过程就能写好几页。他曾经幽默地自嘲“硬件老化了，软件也过期了”，但在他的博士生蓝可看来，“老爷子的大脑永远只有20多岁”。

退休后的于老爷子保持着规律的作息。他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与工作活动。除了关注时事新闻，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特别是史书。虽然是一位物理学家，但于敏最大的爱好却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最爱的书籍包括《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等。古诗词也是他多年来睡前的必读物。岳飞的《满江红》是他最爱的词，也是他教给心爱孙子的第一首词。

于敏的妻子去世后，蓝可为了缓解老师的愁绪，常常打电话念诗给他听。“我才起了个头，他就能接着背下去，还和我讲作者是谁、写作背景是什么。”

共和国的嘱托，他付出了一生的奋斗；心血灌注的一声巨响，他的意志和智慧惊诧了世界；功成身退，他回到安静的书桌一隅，为自己的信仰燃烧着未尽的热情。73岁那年，于敏写下一首题为《抒怀》的诗，用来总结他默默无闻却又轰轰烈烈的一生最为贴切：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来源：公众号“北京大学校友会”

审校：张欣睿

美编：黄炜鑫